外賣車手罷工後記：在演算法和馬路之中，他們仍然不堪一擊

步入電梯，Waqas Fida的電話響了，foodpanda正催促他盡快送單。一通尖銳刺耳的嗶嗶聲，聲量隨着時間愈來愈大，嚇怕了電梯裏的其他小孩子。應用程式多次提醒他清潔保溫袋，又指地圖顯示他沒有移動。駛着電單車奔馳在馬路上，Waqas想關起電話屏幕，但又不可以這樣做，因為怕錯過訂單，影響自己的送遞組別。「保持你的雙眼在app上，」他說。
今年11月，foodpanda外賣員發起兩天罷工，向資方提出15點要求，Waqas是其中一名談判代表。歷經六天的工人運動，外賣員與foodpanda達成了多項共識。在職工盟解散後、組織行動看來寂靜的2021年，這場罷工被形容其為「後工會時代」下的一場勝仗。

三個星期後的一個下午，Waqas邀請了談判團隊的成員到深水埗家樓上聚會。舖上藍黃色的地布，Waqas端出一早備好的燒雞，觀塘外賣員Nadim則幫忙盛巴基斯坦香飯。九龍灣車手金龍坐在另一邊，與工會幹事何鴻興、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嘉泳和小唐等人討論着如何監察foodpanda的改善實況。

笑聲充斥天台後不久，他們拿出文件，開始仔細做筆記。罷工完結，但全球送餐服務費下降的趨勢中，更多的勞才能多得，而平台經濟底下曖昧的僱傭關係、獎賞罰則、工傷工亡，仍然每天上演，且與少數族裔的生存狀態糾纏在一起。電子錢包裏的數字在躍動，外賣員要不放棄更高收入，要不拼死在馬路上風馳電掣。當社會的異議空間收窄，工人又陷入原子化的狀態，怎樣才能對抗龐大的系統？

「吃飽後就來做事了。」他們說。

被吃掉的

時間和錢被一點點吃掉了。

當外賣員約3年的Waqas感受到送遞的過程裏，時間並不屬於自己。每一天，小小的電話屏幕裏發生着各種各樣的事——電梯壞了，客人想他走十多層樓梯送餐；客人填錯送餐地址，叫他到另一條街去；有些餐廳慣性出餐很慢，外賣員每次都要等上45分鐘才會拿到外賣；大廈保安員會要求送遞員填寫身分證資料，他乾脆把證件貼在電話殼背面。

有時候客人在下單後傳來訊息，說多給10元港幣小費，著他們買啤酒，買安全套。Waqas信奉伊斯蘭教，每次都拒絕，但有些人怕被投訴影響評分，「還是會去做。」

自僱人士多勞多得。「全都花時間，但foodpanda不會給我們的時間付費。」Waqas說。

今年28歲的Waqas，16歲時從巴基斯坦飛到阿曼，跟駛貨車的父親一起生活。他辦過生意，也做過市場推廣主管，表現很好，住屋和車輛都是公司提供的。幾年前他來到香港，跟在港出生的同鄉未婚妻成婚，生下兩個小孩。初初來到香港，他不習慣劏房的生活，遑論擠上沙甸魚罐頭般的地鐵車廂。上下班的體驗過於窒息，他又不懂得中文，做過幾份工作都不太稱心。

第一個月他交不起租，要問朋友借錢——他羞於啟齒，「來到香港，我就是零。」

不久，Waqas決定跟隨大部分在港的巴基斯坦人，去當外賣車手。

foodpanda的招聘網頁上有這麼一句：「你將會是自僱人士，隨時隨地都可以賺外快。」競爭對手Deliveroo的宣傳語則是：「想做就做，自己做老細。」

以foodpanda為例，外賣員的酬勞目前是這樣計算的：外賣員首先向公司報更（匯報工作時段）、報地區，應用程式會按不同地區設定基本服務費，加上送餐距離、外賣員組別的加成；之後，公司會再為繁忙時段的訂單加上額外服務費；同時設有pandaquest（任務），即是周末接單率到達80%以上的車手每次送單可以多加8元、步兵或單車手可以多加5元。好運的話，客人會給予他們小費。

開初Waqas覺得這份工作很好，一來不需要懂得廣東話，二來工作時間極具彈性。他每天從早上11點工作到下午4點，之後便回家吃飯，跟兒子玩玩。傍晚6點他回去送餐，直至晚上11點。一天下來，他大概做到20張訂單，可賺取1000港元左右。因為自己決定工作時段，方便他能逢星期五中午到廟裏祈禱，「對我們這些新來的人很合理。」

20歲的KK也是從網上看到foodpanda的招聘廣告，稱外賣工作可以賺取高薪。KK不太喜歡讀書，中學退學後做過不少餐飲工作。2019年底，他開始駛自己的單車，掛上粉紅色保溫袋，在將軍澳區、觀塘區兼職送外賣。

KK發現這份工作並不容易。為了不影響接單率，使日薪打折扣，他全天也不會多喝水，減少去廁所的次數。「將軍澳的廁所都在商場裏面，全部升上天的，點可以浪費時間？」他說試過遲一秒按掣接單，訂單就漏走了，「一天內去一兩次廁所，好急才衝去。」

步出廁所，電話又傳來一張訂單。「我們外賣員就是一架隨時候命的車，長開引擎，未得閒入油又要開車。」他說。

逐漸，Waqas留意到基本服務費一直在下降，他從每天賺約1300港元，跌至700港元。「他們一直cut、一直cut、一直cut到現在，然後把cut走的當作額外服務費或pandaquest給你。」

外賣員的基本服務費很浮動，此前他們每兩星期會被告知最新的價位。根據「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整合foodpanda提供的數據，從今年6月開始計算，車手平均收取最低服務費從約48.4港元，跌至11月約42.6港元；單車手從約27.6跌至25.8港元；步兵則從約27.7跌至24.9港元。

不同的因素會影響最終薪酬。例如，foodpanda把外賣員分成六個組別，組別一是表現最好的外賣員，他們逢星期一優先報更，能搶到更多和更高回報的更分（如繁忙時段）；其他組別則會按次序申請剩餘的更分。組別又會受外賣員的接單率影響，不能連續多次踢單、轉單（把訂單轉給他人），維持更高接單率才能維持較高組別。

長期處於組別一、二的外賣員Nadim正因為一星期工作七天，無法抽空受訪。屬組別二的Waqas則說，「留在組別一的要求是不要遲到，不要有投訴，不要放break。」

另一方面，去年疫情爆發導致外賣訂單大增，Waqas認為更多人或因失業而入行，但訂單回落後，公司繼續增聘人手，變相使每個外賣員能接的訂單和收入減少。

外賣員的另一個關注點，是foodpanda一直以「曼哈頓地圖」計算送餐距離，即在外賣員的位置和送餐地點之間拉一條直線。但這條直線卻不一定是可行路線，有時甚至隔着山嶺。KK說，「15分鐘要送到客人手上，但直線距離的話，前面是牆，不會去到，結果都要繞路走。」

外賣員一旦在路上遇到問題，以馬來西亞等地人員為主的服務中心很難幫上忙。一次，Waqas不小心撞爛了食物盒，服務中心叫他繼續前往客人那處。「客人怎麼會接受呢？他說，No, No, No, you have to go!」在應用程式裏，外賣員要申明取消訂單的理據時，或在被投訴時解釋糾紛的來龍去脈，總是有口難言。這導致外賣員最大的煩惱——foodpanda會因應外賣員踢單而強制暫停、或提前完結他們的更份，甚至凍結帳號。

今年8月，Waqas因客人的無理要求而與對方口角，訂單最終告吹。因為他無法向服務中心的人員提供任何證明，最終連帳號也被吃掉了。

50輛電單車的引擎聲

在家沒事可做的Waqas看着兩個小兒子，心裏納悶。他愈來愈不忿，「我是個很好的員工，為什麼我會被停帳號？」

在foodpanda、Deliveroo這些新式聘請模式下，外賣員沒有共同工作的場域，難以互相認識。但因為工作需要，他們反而在遍佈全港多區的WhatsApp、Facebook和Telegram群組緊密聯繫，分享交通資訊，遇上意外請求援助，亦討論着單價不斷下跌、帳戶被凍結等問題。

Waqas覺得很奇怪，大家怨聲載道，為什麼沒有人出頭抗議？「如果你投訴一個人對你很差，你又不站起來發聲，就不要再埋怨了。」他在巴基斯坦人圈子裏提出要罷工，組成了200多人的WhatsApp群組，又自製宣傳圖——在foodpanda的代表物熊貓旁貼上一隻中指。

「巴基斯坦的foodpanda外賣員問我，你為什麼不怕？」他想法很直接，「我說為什麼要怕？這間公司變得出名、變得龐大，是因為我們。」

海報傳到了本地外賣員的圈子。在觀塘、九龍灣、北角外賣員四面八方加入群組，直逼群組的人數上限，Waqas急着向太太請教怎樣在Telegram開設群組，第一天成立便有800人加入。組內不斷交替彈出英文和廣東話的對話，一些人自發翻譯。目前，群組人數已達1700人。

Waqas呼籲其他外賣員在11月13日、14日的週末接受訂單但不作送遞，並在觀塘、九龍灣等區foodpanda旗下的網購市場pandamart抗議，「我說，沒有華人、沒有巴基斯坦人、沒有印度人，也沒有南亞人，我們都是foodpanda的員工！」

何鴻興記得，星期六下午5點，「電單車篷篷聲地來了。」50多架電單車不斷駛至，泊滿觀塘pandamart門前。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工會幹事何鴻興留意到罷工計劃後，聯絡上Waqas，協助他們聯絡傳媒。他觀察到出現的罷工車手，南亞裔、本地的各佔一半，他們各自找出代表，向記者表達要求設立最低基本服務費水平、改善應用程式的地圖算法等等。

那天，觀塘區的送餐及foodpanda mall、屯門及將軍澳等區的pandamart也暫停了服務，一些網民表示已刪除foodpanda的應用程式。一時間，連台灣、巴基斯坦和德國的foodpanda外賣員也留意事態，為香港外賣員聲援打氣，甚至遠在德國foodpanda總部掛起了抗議標語。foodpanda很快安排了兩天後與外賣員會面。

外賣員馬上要組成談判團隊。Waqas覺得談判隊伍陣容可算是完美：他行動力高，但比較衝動；九龍灣區群組的巴基斯坦裔管理員金龍處事冷靜，談吐成熟；另一邊，何鴻興、觀塘區召集人KK、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嘉泳及其他外賣員也加入了團隊。他們從黃昏6點開會至凌晨1點半，由外賣員分享經驗，何鴻興提供談判技巧和意見，嘉泳協助整理內容。

Waqas那時想着，「我們已經做好功課，就祈盼最好的。」

談判的第一個晚上，外賣員舉起標語聲援，警察一度舉起藍旗警告集會違法。外賣員最關心的是基本服務費能否改善，要求設立車手每單不低於50港元、步兵和單車手不低於30港元的單價。何鴻興說，會上雙方就這一點掙持了三小時，但foodpanda最終以全球政策為由拒絕讓步，僅承諾維持原有水平至2022年6月。

團隊決定堅持改善應用程式的訴求，並在之前發放補償，但資方代表認為要求太多。何鴻興在會上忍不住發火：「之前兩次罷工說同一個問題，你有沒有聽過？你們收錢談判，我們打工談判，是零收入的！」

最終在第二輪談判，foodpanda和團隊就15點訴求達成協議。Waqas承認當中部分勞方讓了步，也有部分成功。比如，foodpanda目前取消所有因為拒單而暫停更份的安排，外賣員網頁亦新設上訴機制，通知聲轉至較低音量等等。foodpanda也答應改善應用程式，例如以新工具計算送遞距離，在港聘請人員支援外賣員等等。

時至晚上9點，Waqas在Telegram群組傳出一張自拍照。照片中的他在會議室裏拿着談判文件微笑，附上一句 Smile after very long time。整天留意着動態的外賣員知道談判有成果了，致謝的訊息海量湧出，很快將他的自拍照推了上去。

當然，群組也不乏聲音認為基本服務費沒有改善，談判就不算成功。「一些人要養家，如果我罷工，你不罷工，我就會跟你爭執。」Waqas說，團隊考慮到談判破裂後，外賣員會否因罷工延長而日增磨擦。「如果它改善餐廳備餐時間，如果它改善地圖問題，第一點的基本服務費其實是跟這些改善相關的，這是一個大package。」

foodpanda回覆查詢，指據市場對送遞服務的供求調整訂單服務費，屬業界及該平台的慣常做法；透過調整底價用於增加額外服務費，可以讓外賣員「於需求殷切的時段獲更高服務費」。

晚上10點左右，foodpanda香港營運部總監Pedro Dias和Waqas在傳媒面前握手拍照。勞方代表說方案是「不完美、可接受」。

不過，這場勞資拉鋸戰裏，一些關鍵的問題仍未被觸碰。

「唯有馬路救（殺）你」

被貨車攔腰猛撞後，鄭錦龍就失去了事發的記憶。七天七夜的昏迷後，他在醫院深切治療部醒來，發現有四個人正為他換紙尿片。慢慢，他從警察和太太那裏拾獲了一些碎片。

2020年9月某天，鄭錦龍完成Deliveroo的送餐工作準備回家。在深水埗的十字路口，他駛着電單車按交通燈向右轉，但左邊一輛貨車衝紅燈，把他撞飛約8米遠。根據醫療證明書，他的腦部穿了洞，出現血腫、骨折等嚴重傷勢。入院後，他做過兩次腦部手術，一次左手手術，一次胸腔手術。

一年過去，鄭錦龍坐在茶餐廳裏，向記者示範用左手拿起奶茶杯，「這樣拿還可以，一用力又會痛。」他的左手、左腳、嘴上滿佈瘀紫的疤痕，一些牙齒碎掉，鴨嘴帽下的左額明顯凹陷，像被重擊過的鐵罐表面。有時他連聆聽和回應也顯得費力，自覺記性差了。他定期要到腦科和骨科覆診，接受心理輔導，「這件事我是沒有錯的。常常想不開，覺得很不甘心......」

「講真，我們做這行預了一天有事，但想不到這麼大鑊。」他今年42歲，事發那年，白天在深水埗布行工作，晚上兼職做外賣員。2015年，他在連鎖餐廳當兼職外賣員，受勞工法例保障。當時外賣平台foodpanda、Deliveroo開始冒起，兩年後他申請當Deliveroo的電單車手，服務固定區域和指定更份（目前Deliveroo已改為外賣員自由上線）。

外賣平台由最初的傳統僱傭模式轉變至自僱模式，大規模聘請人手，外賣員的議價能力愈來愈低。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曾撰文解釋，德國跨國企業foodpanda來港後以全職合約招聘外賣員，提供月薪、病假和意外保險等保障，更提供電單車、油費等裝備。至2015年底，英國公司Deliveroo也加入香港市場，引入獨立承攬人制度，使外賣員變成自僱人士，失去勞工法例下的保障，並僅收取基本時薪加訂單服務費；翌年foodpanda亦以更高的單價吸引員工轉自僱。

兩大平台各有逾萬名外賣員，據數據平台measurable ai的數字，年初foodpanda的市場佔有率達51%，Deliveroo佔44%；而本來佔有5%的Ubereat最近宣布在香港停止營運。歐陽達初形容，兩大公司已發展至雙頭壟斷（Duopoly）的市場形態，有能力制定價格，餐廳和外賣員也別無選擇。當外賣員逐漸適應新制，2018年始，兩平台甚至除去基本時薪制度，以繁忙時段的額外服務費作為補貼。

他補充，疫情後經濟動盪引發失業潮，很多人力投入外賣平台，兩大平台出現「逐底競爭」的現象，「利用外賣員欠缺市場議價能力及集體代表的特質，減低其工資以將利潤最大化。」

回想最初，「好像他們曾經向我們展示過夢想的樣子。」Waqas說。

Waqas於2018年入行，見證薪酬制度的轉變和單價的持續下跌。他身邊有同行想爭取更高薪酬，送餐焦急起來，在馬路上莽撞也是常態。「你很餓的時候就會更努力工作。我飢餓於1000港元，有人為了更多，每天目標做超過30張訂單。」

曾在觀塘區送餐的KK也說，單車手有時為了趕送貨會踩上馬路，但是「那麼多重型貨車，巴士、的士、貨櫃車，我們可以踩哪裏呢？唯有馬路才可以救你，又可能殺掉你。」

僱傭關係曖昧不明，自僱與假自僱的爭論無日無之，甚至當外賣員因工受傷、死亡，沒有人承擔責任。根據警務處數字，今年第一季有人受傷的電單車交通意外共有771宗，當中94宗相關外賣速遞，佔整體數字的12%。2021年上半年的電單車交通意外中，抽出相關外送速遞的宗數，輕微受傷的有164人，嚴重受傷的有24人；涉及單車而嚴重受傷的有8人。

意外過後，鄭錦龍的朋友一直協助向公司報告，索償醫療費用。對比《僱傭補償條例》規定的勞工保險，外賣平台為外賣員購買的保險的保障金額較低，如因工死亡，前者補償最低473610港元、deliveroo購買的保險則補償349551港元，相差12萬多元。而當外賣員暫時完全傷殘，法定僱主必須補償工傷病假錢，即補償正常工資的五分四，為時24個月，最多可延長12個月；deliveroo則保障每周約3898港元或每天545港元，為時僅26周。

鄭錦龍說，他最後獲得8萬元左右的醫療費用。雖然公家醫院收費較易負擔，但他始終覺得無法補償工傷後所失去的基本收入。這段時間他忙着見律師，處理文件，亦正向貨車司機的保險公司索償，也有申請社會福利署為時半年的「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和傷殘津貼作幫補。

提到外賣員的保險，說話一向輕聲細語的嘉泳也略帶激動，「30幾萬一條人命喎。」她現就職於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委員會一個多月前成立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她是成員之一。算上來，她近月已經接觸了三個工傷、工亡個案。10月初，她上門探訪一個印度裔Deliveroo外賣員死者的家屬，「很多家族親戚在那裏，太太幾乎說不了話，一直在哭。」

傷後或死後的索償過程並不簡單。傷者或家屬要先報告傷亡事件，並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公司確認事主是否隸屬該平台公司，是不是送遞時發生意外，檢視醫療文件後才會批出賠償。不過，關注組卻發現外賣平台事發後很少主動聯絡外賣員，曾有傷者傷重無法報告，嘉泳代為處理但聯絡不到平台；又或一些外賣員、少數族裔根本不知道有保險，得悉後已超過申報期限。

平台甚至會否認與事主是僱傭關係。「好像買了保險就Okay，就不理你。」她說。

Deliveroo回覆查詢，指從2018年起為外賣員提供個人意外保險、收入保障等，會協助他們，「我們一直非常重視他們的福祉。」foodpanda則回覆指，有為外賣員購買團體意外人身保險，必定會首先了解傷者的狀況並援助家屬，「送遞員的安全是我們首要的考慮。」

鄭錦龍最近向僱員補償科呈報工傷，並會經勞工處約談Deliveroo，嘉泳說，「對他來說，打官司又是很花心力的一件事。」

高峰時期，鄭錦龍兼職外賣員一個月可以賺二萬元，「那時我們可能都算貪錢，見他請人那麼高人工就去做，他說簽（新）約就簽囉。」因為勤力就有回報，「不知道是熟能生巧抑或做上癮，做、做、做，做到收不到手。錢哪有人嫌多？挑！賺到自己都矇查查。」

他現在很容易困倦，不時定神沉思一會，又話說回頭，「唉，沒有MPF（強積金）又沒有保險，圍返條數，唔好得去邊......」

陌生的演算法

嘉泳當過外賣步兵。第一次上班，她捧着一抽廁紙，兩大排啤酒、汽水，和薯片、藥物，在黃大仙迷路了。

這趟30分鐘到40分鐘的步程，報酬只有約30港元。「我總是想，這個系統到底是怎設計的？我怎樣才能獲得更加高的薪酬？是不是我做得不好，所以數據不是很『靚仔』？」她說，「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它怎樣設計，你就會用最壞的方式去想，用最盡的方式去剝削自己。」

外賣世界的血肉內裏是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骨格。美國學者Steven Vallas和Juliet B. Schor形容，這些平台是「放任的掌權者」（permissive potentates） ，它們外判交易的責任和控制，但同時行使集中的權力。這些新興平台代表了獨特的管理機制，亦為政府的監管、工人和競爭對手帶來了獨特的問題。

外賣員由始至終都難以準確得知薪酬的算式、距離的計算、派單的準則。他們不時發現送同樣的距離，卻有不同的酬勞。嘉泳說，這個演算法實際長什麼模樣，大家不太清楚，「它非常複雜，不單止有底薪，還有距離、地區、繁忙時段、需求，每個因素到底怎樣乘出來？」

她說，這當中反映了一種知識上不對等的關係，「它（外賣平台）擁有所有的數據，擁有所有的規則，它在它的屏幕後面，可以看到機制怎樣運作；但是我們完全不能掌握數據和訊息，在這種不平等、不透明的關係裏面，我們沒有辦法。」

一次談判後，團隊離開foodpanda的總部大樓，Waqas泄氣地跟北角外賣員代表小唐說，公司的人很聰明。「但小唐跟他說，不是他們聰明，是因為平台擁有我們接觸不到的data，」嘉泳心裏一直記住這段簡短的對話，「並不是因為他們很聰明。」

「談判時，他們說所有東西都是總公司的系統，由後台AI計算。」何鴻興說，平台表示自己只是技術平台，但卻掌控工人的薪酬，對他們的限制和罰則也不少，規則又常常變化。「大數據下好變態。平台經濟下，我們不是在應對一間公司，是應對一個電腦，應對整個系統。」

何鴻興和嘉泳都提到，政府有其角色和責任監管這種新型的僱傭關係，英國新增了第三種身分「工作者（workers）」，台灣近年亦訂立了《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及「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等等。「他不一定要變成『僱員』，但是應該要有新法令去跟上新出現的經濟形式，但是政府好像一直缺席。」嘉泳說，當局早前回應立法會，指會進一步研究政策，又說會加強提高交通安全意識，「但是問題不是出在這裏嘛！」

罷工之後，Foodpanda worker Unity的Telegram群組仍然每天有人發言，南亞車手、本地車手在交流談判後的工作狀況。談判團隊也熟絡了，他們定期見面，商討日後辦外賣員工會的可能。何鴻興說，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從2017年開始關注外賣權益，外賣員多年來也曾發起過大大小小的罷工行動，但後來普遍覺得無力改變，「大家意興䦨珊，會說自己沒有代表性。」

「打鐵要趁熱，」他說。目前由自僱人士向職工會登記局申請組織工會的例子不多，「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務工會」是成功例子，但他們的章程細節要寫明入會資格及僱傭關係的定義，「試試申請才知道。」

嘉泳說，在這零散的工作模式下，每個外賣員都原子化，「比較難去做集體的知識分享，可能需要花時間去做這些事囉。」關注組現在定期落區跟外賣員打招呼，也正收集和協助分享外賣員送餐的經驗。

因應平台經濟的狀態，工會很依靠外賣員的網絡群組去做串連，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積極參與。何鴻興覺得，還有一個想法尚待改變：「香港人會覺得自僱就是靠自己，不平等也沒辦法，要硬食，不會想權益。但今次有點不同了，我相信留下的人應該有些想像。不是一炮煙花就完了，要持續地去做。」

Warrior

車禍過後一年，鄭錦龍最近想去應徵保安員。一天坐8小時，身體應該可以應付。

接下來，他要到勞工處約見Deliveroo。他不斷重覆着這樣做只是為了錢，但過了一會，也坦白地說很想弄清楚平台下的外賣員，到底是自僱人士抑或假自僱。倘若真的要對簿公堂，他希望勝訴後，「（外賣員的權益）按法例計吧。」

車手Nadim說，想在這一兩年間拼搏一下，賺錢帶家人回巴基斯坦搞些小生意，「這裏的生活成本很高，競爭也很大。」他們也考慮到小孩的未來發展。一名關注少數族裔勞動狀況的社工解釋，在港的巴基斯坦裔年輕人受香港的教育制度所限，中文水平難以進步，逐漸會覺得自己沒有事業，也沒有未來。中學五年級左右，很多人會開始加入送餐行列。

Waqas打算兩年內儲錢在香港開餐廳，賣清真雞肉和薄餅，等小孩完成基礎學業，再帶家人回巴基斯坦。返鄉之前，他期望兩個小孩在香港好好學習中文，巴基斯坦跟中國的關係友好，將來他們會有很多發展機會。

「但兩年裏面，很多事情都可以改變。你看，世界已經大變，機師都去送外賣了。」

他自覺不算了解香港的政治環境，但也能感受到社會的低壓氣氛。機場裏不少人飛往別處展開新生活，這點他倒是身同感受，「我在巴基斯坦能做的事，在香港做不到，要時時遵守規則。你在香港得到的東西，很難在別處得到。」

Waqas遠在巴基斯坦的母親，看到警察舉旗警告外賣員的報導很焦急，「在巴基斯坦，抗議很不容易，他們可以賄賂警察，把你送進監獄。」相比之下，Waqas覺得香港仍然有點空間，對一些人來說仍然是個趨之若鶩的城市。

政治上異議空間收窄，「不要打，因為打不來。」身為罷工的頭號人物，他說，其實罷工有成果除了因為工人團結，也取決於外賣平台願意談判、媒體密切關注，否則在法例保障不足、法令未追上新型平台經濟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罷工多少天？這是現實，」他說，「你的爸媽不想你在監獄裏。我的媽媽為什麼要為了我哭？」

只是生活行進，工作權益逐點逐點萎縮，為了兩個兒子和太太以至自己的溫飽，他還是得站起來說話。年少時他數次為着公平原則跟老闆大吵，「你也可以說是性格使然，我不能看到有人待人處事不公道。」他在訪問末段，嘗試為自己的行動想出一個理由——媽媽為他改的伊斯蘭名字Waqas，有Warrior（戰士）的意思。

「我不是罷工領袖了，現在每個人都是領袖。」他說。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鄭錦龍為化名。）

註：原文鏈接：端傳媒 （由12ft Ladder獲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