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場放映淚與火：10個在台港人看到的《時代革命》與《少年》

註：原文鏈接：端傳媒 （通過12ft Ladder獲取全文後轉載）

（註：本文涉及部分電影情節透露）

11月24日晚，流亡來台已兩年的 Jacky 與390位觀眾一起在台北信義區最大的Muvie TITAN影廳觀看了由周冠威導演的紀錄片《時代革命》。電影的最後一個畫面是黑底白字的「香港人製作」，Jacky 再也忍不住情緒，在黑暗的影廳中帶頭大喊：「光復香港！」

四面八方本在低聲啜泣的人，此時也立即在黑暗之中呼應：「時代革命！」又有人喊「香港人，加油！」口號結束後，是一段持續幾分鐘的鼓掌聲，直到開燈散場，仍有許多人在座位上未能起身，久久不能平復。

這樣的場面在2021年台北金馬影展的每一場《時代革命》放映後，一再地出現。人群之中，你好像很難分辨哪些觀眾是台灣人或普通的金馬影迷，而哪些是特地來觀影的在台港人，直到廣東話的口號淹沒了影廳。

這部記錄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紀錄片奪得本屆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而另一部關於香港的劇情片《少年》則入圍最佳新導演和最佳剪輯，雖最後未能獲獎，但兩片都曾在開售後數分鐘內全數售罄，一票難求。而自《時代革命》放映第一日起，該片就日日蟬聯觀眾票選排行榜第一名。

據公開售票記錄估算，《時代革命》與《少年》自11月15日起至11月28日，總共在金馬影展放映10場，總觀影人數超過3600人。據不同場次內的10位在台港人向筆者估算，假設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為港人，亦即有超過千名在台港人入場觀影，極有可能使台灣成為目前全世界最多香港人看到這兩部電影的地方。

當過千港人在大熒幕上看到了這兩部不能在香港公開播映的電影，筆者與其中10位，包括流亡港人Jacky、Jason、Keith，在台港生Chris、Krystal，全家移民台灣的「和理非」馬先生，曾做「家長」的移民Color，移居台灣工作的阿欣與文學編輯K，一起聊了聊這兩部香港看不到的香港電影。

曾剪輯大量文宣影片的流亡抗爭者 Keith 早已閱盡反修例運動的所有紀錄片，他特地搭四個小時的來回火車到台北看電影。「《時代革命》是裡面最好的一部，」他說。

10場放映有傷心與感動的眼淚，也有未燃燒殆盡的怒火，有人在片中看到自己 full gear 的身影，有人看到救過自己的人，有人像是讀了一本未完的歷史書，有人想起那個再也見不到的人，想起那些不可替代的愛與傷痕。他們有什麼想對導演說，對片中人說，對香港人說？

在電影中看到「前世的自己」

26歲的 Jacky 自2019年6月起參與抗爭，在理大事件中逃脫，因同一小隊的隊友被捕而流亡來台。《時代革命》記錄了許多他熟悉的畫面，有幾幕特別清晰，是因為他認出了自己。

「有些畫面裡，我見到自己在前線，」他說。他不方便透露是哪一個場景，但那是在電影跟拍的一位社工系大學生「蛇仔」附近，「那是夜晚，我認得他附近的一個人是我。」

片中的另一位受訪者「Nobody」則是車手小隊在前線負責幫人撤離的抗爭者，也曾救過 Jacky。「我試過在旺角，有人說走啦，殺到來啦，即刻上車啦，應該就是他。」那些家長車曾不止一次幫他安全撤離，但他直到看了《時代革命》才知道，這位幫眾人搭起逃生路線的「Nobody」原來也跟他一樣，在運動後期受困於香港理工大學，差點出不來。

另一位24歲的流亡抗爭者 Jason 曾在運動初期被捕，目前在台灣的大學就讀，兩年前也曾在美孚附近被家長車所救。電影中拍攝的哨兵 telegram channel 與 HK Map，是他在前線時必看，但電影的紀錄讓他第一次知道這些哨兵是怎樣分工運作，才能清晰、高效率地給現場的人提供即時資訊。曾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抗爭的流亡者 Keith 則說：「我最接近被捕的時候，都是剛好沒有時間看 HK Map的時候。他們真的很有用，救了我很多次。」

電影中記錄的社福界罷工與11月「黎明行動」全港三罷，都遇上一些反對罷工的人，這也讓 Keith 想起當時的憤恨。運動中期，從前線稍微退下的他也嘗試過做一些「和理非」的行動，例如與朋友一起跪在地鐵站門口求人罷工。「我們身上掛著紙牌，上面寫：我願意為你擋子彈，你願意為我罷工嗎？」他記得那一年的愛與恨都特別強烈。「這好像是完全不平等的一個訴求，當時我好恨那些愛上班力量，覺得他們的良心在哪裡呢？」

兩年後，他再看電影，比較能理性看待香港人難罷工的經濟結構因素，但也從電影中再次理解了自己當時的情緒。「電影對香港集體情緒的描寫，跟我的感受是非常一致的。」他中學時參與雨傘運動，「之後那幾年經歷的政治絕望，到反修例是絕望後的反彈，再到警黑合作讓我的仇恨加強，真的想通過破壞實物來宣洩仇恨，這一切我都有經歷。」

這也是他覺得《時代革命》比許多外媒拍攝的紀錄片都更好的原因。「因為周冠威了解香港，也了解香港人的情感。」

包括Keith在內，每一位受訪的流亡者都在畫面中尋找著自己。「有幾個人的聲音很耳熟，我就覺得，是不是我認識的那個誰呢？」時隔兩年，他們都隱藏了那段過去，在台灣用另一個身份生活，而看電影的感覺就像是「看到了前世的自己」。

「我們都在電影裡尋找自己曾經存在的證明。」他說，「在前一生曾經活過的證明。」

舉家移民台灣的53歲馬先生，則因電影中的遊行、連儂牆、人鏈等片段，想起自己曾做過的這些事。電影中，四位抗爭者最後流亡來台灣，參加了2020年的蔡英文選舉造勢大會與勝選晚會。馬先生當時也在場。「我記起當晚有班香港人在揮舞旗幟，我也在旁邊一起喊過口號。現在回想，原來我也是電影裡面那批人其中的一個，來了台灣，仍然對香港很在意。」

而另一部《少年》雖是劇情片，但是基於現實情況改編，講述了2019年運動初期，香港爆發自殺潮，一群少年為救一位想自殺的少女而全城尋人的故事。片中少女YY想自殺的原因很複雜，最後是否真的自殺，電影也做了開放式結局。

但 Keith 覺得這才是真實。兩年前的他也曾不斷想，會不會就這樣死在街頭？「一個人心裡的困惑、孤單、絕望，可能在當時可以靠一起去行動來化解，但在過後怎麼解決，不是單純的生或死可以回答。」

68歲的「家長」Color來台一年多，在觀看《少年》後坦言自己一直不明白年輕人想自殺的真正原因。「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真的不知道少年在想什麼，不知道想自殺的年輕人為什麼會這樣。」即使看了電影，她也還是不明白。「但這也的確就是現實。」

「《時代革命》也有播放自殺少女的遺書，但我們知道的就只有那麼多，就算是梁凌杰，我們到現在也對他一無所知，你只知道報紙說他身體健康，家庭正常，但你不會知道他在運動中見到什麼，經歷過什麼。」成年人對少年的不明白，是真實的，對許多自殺者的不了解，也是真實的。

看了電影才知道的事

《時代革命》中除了大量的抗爭現場畫面，還有許多當事人事後的訪問與自白。受訪者包括哨兵台的成員、家長車台的成員「Nobody」、中學生V仔、大學生蛇仔與Jojo、銷售員Runner、七一立法會的留守死士Tiger、救護員morning、家長「阿爸」與「阿媽」，以及法律學者戴耀廷、記者何桂藍、評論人李怡、「守護孩子」陳伯、社工陳虹秀以及「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等。

雖然入場觀影的在台港人不少都參與過運動，但這些訪問還是傳遞了不少全新的資訊，是他們看了電影才知道的事。例如片中訪問到8月31日太子地鐵站外舉著SOS旗幟請求入站救人的救護員 morning，原來是一位年僅14歲的中學生。

影片完整呈現了他如何在現場救人，還曾把自己的面罩脫下，給一位中催淚彈的普通市民。但在太子站事件之後，他開始從「大愛」轉變為一個對制度暴力產生仇恨的人。「很震撼，」Jacky 說，「我不知道原來那個人只是中學生。在電影裡面，他還穿著中學校服參加小組討論，其實跟我們考DSE的時候是一模一樣的。」身為前線抗爭者，他一直知道有許多比自己更年輕的人上街，「但這樣看到一個清晰的形象，特別覺得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另一件讓他震撼的事，是影片拍攝到有流亡者在《國安法》通過後又回到香港繼續抗爭。他在電影畫面中認出了受訪者所處的那個房間。「他接受訪問的地方，戴的黑色光復香港頸巾，我也有。」那是流亡者在台灣受助的共同經驗。「也就是說，這個人真的來過台灣。」

「我在台灣都聽過有人會回去，但就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做呢？是很模糊的印象。」他說，「但當你真的看見一個例子，講完心路歷程，知道他要回去的原因，就覺得很 respect他，很厲害，也同時很respect這部電影講出他的故事。」

「家長」Color與移居台灣工作的阿欣則被片中兩位受訪者詮釋的online game概念啟發。片中有人提到，這個世代的人彼此連結和分工的方式，就像online game一樣，是不需要見過面，在網上認識，然後就找到自己擅長的「職業」，也就是片中拍攝的前線勇武、「魔法師」、哨兵、車手、telegram channel管理員與地圖組成員等等。

「這將運動的很多不同層面帶出來，不只是暴力抗爭的現場畫面，很多後面的工作其實是你看直播也看不到的，因為這些事的發生可以是沒有『場面』的，」阿欣說，「而電影就將這些人也勾勒出來。」

另一個讓Color與Keith都深受感動的細節，則是「守護孩子」的陳伯上街的真正原因。Keith曾幾次在抗爭現場遇過「守護孩子」，「他們會勸你快走，但通常年我們都是敷衍一下，不會真的離開，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誰，只知道是一班老人家。」看完電影，他才知道陳伯原來是來自馬屎埔的農夫，知道原來2019年與2016年的社會運動還有這樣的連結。

2016年，13人因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衝擊立法會而入獄，電影中解釋，陳伯因為覺得反東北的時候年輕人幫他保護農地而坐牢，所以才特別保護年輕人。「那個脈絡是，當時是你們保護我的家，現在輪到我陳伯來保護你們。」Color說，《時代革命》不局限於2019年，點出這樣的歷史連結，非常重要。

看一本未完的影像歷史書和抗爭百科全書

「香港反修例的故事是很難講的，太複雜了。」53歲的移民馬先生說，「但周冠威講得好好。」

24歲流亡抗爭者Jason對比紀錄片《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是運動早期的事件還原，《理大圍城》是在地獄深處直視絕望的深淵，而《時代革命》則是整理和還原了整場運動，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它就像歷史書一樣，讓外國人也看得懂，而香港人看了則會有特別深的感受。」同時做到這兩件事，他說，「是功德無量的。」

如 Jason 所說，《時代革命》就像一本充分解釋的影像史書，按運動發展的時序分為九章，涵蓋了幾乎所有的標誌性畫面。對警察暴力的呈現，從6月中槍的教師楊子俊，到「爆眼少女」、「健仔」與「熊仔餅」中槍的事件畫面；對抗爭關鍵事件的呈現，從勇武抗爭的中大、理大前線到獅子山上的燈光人鏈與民主女神像，無所不有，幾乎是一本抗爭運動的百科全書。

而章回體的設計，結合近身跟拍與事後訪問，再輔以空拍鏡頭與少許動畫，剪輯出一部邏輯清晰又不流水賬的電影。影片九章標題分別為「The begining of the end」、「和勇不分」、「警黑反噬」、「無力感」、「對準政權」、「生死與共」、「黎明行動」、「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香港人」，把運動的發展分為9個階段，提醒觀眾運動的推進並不是隨機的，而是背後有著內在的邏輯。

此外，眾人都提到影片對運動分工的講解和專有名詞的解釋，既清晰又生動。例如在影片第二章「和勇不分」中，各種鐵枝與竹枝敲擊地面、敲盾牌、敲路牌、磚頭敲擊地面的聲音，猶如戰鼓般拉開勇武抗爭的序幕，不同角色的勇武抗爭者一一出現在畫面中：盾陣、哨兵、滅煙隊、製作汽油彈、漆彈與水彈的「魔法師」、撤退時幫忙喊「一二一二」的咪手（手執麥克風的崗位）等等。

而對運動中「如水」概念的講解，電影用一個快轉的空拍鏡頭解釋了一切。在一個寬闊的十字路口，龐大的人群化為許多黑色的點，在警察追捕下迅速向各個方向散去，然後消失在四面八方的巷弄之中，不久後又重新在另一處出現。「那個畫面，你真的感覺到人就像水一樣四處流動。」Color說，「那是我們站在地面上從來沒有的視角。」

Keith 剪輯大量文宣影片，因此相當熟悉網絡上的影片素材，「我會很容易認出《時代革命》中哪一段是來自蘋果日報，哪一段是南華早報。」但剪輯和訪問的力量讓電影變得比普通文宣片更加強大，「他時不時把人的感情從現場的激烈畫面中拉回來，做一些理性的回顧和思考，去理解和勇不分是怎麼產生的，抗爭的自我犧牲是什麼，這些事情為什麼會發生。」從這個角度看，他覺得《時代革命》就像一本沒那麼學術的影像論文，不只還原運動內容，也做了很好的分析與論述。

而從情感層面，Jacky 說，「周冠威的訪問將 Nobody 變成有 body」，因此可以觸動人心。一群無法以真面目講述自己故事的人，組成了一場沒有臉孔的社會運動，而這些事後訪談則讓他們能夠對著鏡頭講出自己的故事和想法。「你會發現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這樣做的意義，而不只是表面講自己在現場是做什麼位置。」馬先生說，作為一個中年人，這更加深了他對前線年輕人的理解。

影片中的受訪者何桂藍說，自己在七一立法會事件直播時累積的名氣，剛好在721元朗白衣人事件直播被打的那一刻，釋放出最大的政治能量。而周冠威則把自己拍攝電影《十年》累積的政治能量，用在了拍攝《時代革命》。「這些訪問之所以可以做出來，是因為片中人對周冠威的信任。所以這是只有周冠威才做得到的紀錄片。」阿欣說，「還好他拍了。只有他能拍。」

看到共享的愛與傷痕

「為了救手足，少年跑遍了香港。他們覺得，快要救不到了，要永遠失去，一個為了救手足而身陷險境的同伴。他們只想在一起，因為一種不甘，一種絕望的孤獨，只想並肩進退，撐得幾耐得幾耐（能撐多久是多久），輸也一齊輸。香港的爛，少年看在眼裡，但高樓下的人海，少年也記在眼裡。『香港不會因為你的死而改變！』因此少年救手足。沒有誰可放棄誰。少年求生。」

這是移居台灣工作的文學編輯K在看完《少年》後寫下的句子。《時代革命》完整記錄了2019年6月的集體絕望與自殺潮，理大事件帶來的集體傷痕與香港人集體身份的形成過程，而《少年》則聚焦在6月的自殺議題。

在《時代革命》中，何桂藍形容2019年6月的香港陷入了嚴重的自毀傾向。《少年》亦以女主角YY悼念梁凌杰的畫面作為開場，以眾人抓住自殺少女的手為結局。Keith 對片中少年彼此之間的連結和張力都感同身受。「我也經歷過那種狀態，很容易生氣，不能接受夥伴的提問，因為那個時刻很危險，沒有時間思考。」

「但大家又面臨同樣的威脅，就算你之前兇我，我還是相信我要死的時候你會救我。」他說，「手足之間的關係，就是這麼充滿了彼此的矛盾和傷害，血淋淋的、血肉模糊的，但還是很親密的，好像無條件的愛。就算你真的不同意他的一些意見，你還是會救他。」

他記得《時代革命》中一個中學生受訪者說，最喜歡手足幫他戴頭盔。「我也試過剛開始戴豬嘴的時候自己換不了濾罐，就在街上隨便找一個手足問，可不可以幫我換？他就真的幫我換。」到了2020年1月，他再次上街，但已經沒有那麼前排，只穿著風衣。「就到我幫一些傻乎乎的少年換濾罐。我就在想，為什麼現在到了這些傻乎乎的人要上場，而我反而卻沒有 full gear 了？」

陌生人之間的這種行為，「其實很親密」，他說。「好像那一瞬間跟那個人連接起來，可是也不會再見了，或是再見到也不知道是彼此。」而這也是正是《時代革命》電影第六章「生死與共」所描繪的手足之情。

兩部電影都記錄了這種共享的愛，當然也有傷痕。Jason 曾經被捕，就像《少年》的情節一樣，他和一起被捕的人出來之後會保持聯絡，「有一種 bonding，是緣份，因為大家在同一個地方被捕」。一同被捕的傷痕也好像只有彼此能懂，「那是很純粹的感情，愛不一定是跟血緣有關係的。我在手足裡面感受到愛。而愛的背後承擔著什麼？支撐著什麼？」

是痛苦與責任。「你get到我痛苦，我get到你痛苦，你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是因為你對這些事情有感覺。」Jason 說。

兩部電影在影展放映的時間剛好是11月，正是理大圍城事件發生兩週年期間。看著電影中關於理大圍城的畫面，Jacky 明白自己與隊友共享的傷痕與痛苦還沒有結束。當日，他的隊友被捕，如今還在等待排期上庭。「但他卻跟我說，既然你都成功離開了，就不要把香港的事這樣放上心了，做一個新的自己吧。」而那個會入場看《時代革命》的Jacky，顯然做不到隊友要求的事，所以他仍會在電影完場後，做帶頭喊「光復香港」的那個人。

香港看不到的，與台灣所看到的

對看《少年》與《時代革命》，會生出一種荒謬感。如《時代革命》片頭所說明，為保護受訪者與製作團隊安全，所有人的臉都要打馬賽克，全部使用化名，而部分受訪者在聲音訪問後失去聯絡，因此由演員來扮演，就連製作團隊也只有周冠威一人是真名。再回頭看《少年》，角色之所以能露出完整的臉，是因為《少年》是劇情片，而沒有臉的，才是真實的世界。

而兩部影片都無法在今天的香港上映，片中受訪者有的流亡，有的失去聯絡，林榮基也來到台灣，何桂藍與戴耀廷已經入獄。還有，「最唏噓是一些沒法復活的生命。」在台港生Krystal說。

阿欣則對戴耀廷的現況感到唏噓。《時代革命》中，戴耀廷受訪說，勇武的人比他要更愛香港，因為他最多只是入獄16個月，勇武則可能坐十年。「我聽到這句的時候覺得好心痛，因為現在他在牢裡面，可能坐十年都不止。」

在台灣看到這兩部香港看不到的電影，Keith有一種不現實感。「這是我在台灣看的第一部香港抗爭電影，覺得自己好像這裡的少數民族。那個感覺是劫後餘生，好像終於回到一個正常的生活，還可以看到香港人看不到的東西。原來我已經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抗爭、流亡，那麼多傷口好像是好了，但電影又提醒我，原來事情發生並沒有那麼久。」

看著電影，Color有時會忘記自己身在台灣。「我知道在台灣可以看到這兩部電影，第一感覺是還好還有台灣。」不過電影中，也有受訪者分析中共的策略，在香港之後，下一步就是對付台灣。原本充滿啜泣聲的影廳內，在那一刻仿佛突然靜了兩秒。

對台灣人來說，這兩部電影是否真的達到了一眾在台港人所欣賞的國際溝通效果呢？28歲的台灣影迷王彥廷肯定了這種說法。他曾經歷太陽花運動，在《少年》中看到年輕抗爭者面臨家庭衝突和同儕之間的情感，讓他很能投射自己的心情。「當你要去現場，你會受到很多來自家庭的挑戰，慢慢的在參與民主的過程中找到自己，認識自己。」這些人性的微觀互動，在他看來是普世價值的東西，「是超越國界的」，所以能夠打動他。

王彥廷說，那麼多台灣人願意在工作日的白天或下班後的疲累夜晚入場去看一部電影，「你坐在電影院的椅子上過完了86分鐘（《少年》的片長），本身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在台港生Chris相信，電影只要拍出來，就已經存在，雖然現在身在香港的香港人看不到，但一定會有人看到。「只要還有人看的時候，電影就有它的價值，不論是香港人還是海外觀眾，最緊要有人看，就有存在價值。可能過三十年，將來有人翻出這電影來看，電影是可以超越時間的。」

在《時代革命》的片尾，有受訪者說，很想再上gear再去前線和手足一起戰鬥。Keith也有一樣的慾望。但經歷流亡的壓抑和陰暗，他已經很難在影廳裡放心地哭出來。「我還是走不出來，看了兩部我都還沒辦法跟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沒辦法表現真實的自我。」

和Keith相似的還有同是流亡的Jacky和家希。看完《時代革命》，Jacky一夜未眠。家希曾在台灣觀看《理大圍城》，半途因為情緒無法承受而離場。這一次，她不敢再入場看《時代革命》。

但也有人被同場觀影的氣氛所鼓舞。Krystal說，完場之後跟大家一起喊口號和鼓掌，「心頭一陣鼓動」。「我發現有許多人並不是真的回到了『日常』，或者說，大家根本已經沒有辦法回到過著平常日子的心理，只是暫時在台灣或別處覓到表面的一片寧靜，內心深處依舊是永遠未忘的香港。」

同場亦有許多台灣人。26歲的台灣人子晴曾在香港工作三年，曾在週末出門購物的途中吸到催淚煙，今年回到台灣。看完《時代革命》，她開始想多多關懷在台灣遇到的香港人，也想跟台灣人分享香港的事。「至少我以後可以說，如果你想要了解香港的事，你可以去看《時代革命》，或者我會跟他講我在電影裡看到的事。」

「你現在也是歷史的見證者了。」我說。

「你也是呀。」她說，「這一個世代都是。」

文中Jacky、Jason、Keith、Chris、Krystal、馬先生、Color、阿欣、K、王彥廷、子晴、雅婷均為化名